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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們說我長得像北京猿人。 我笑著聽了三年。 那個名字,是從一個普通的下課時間開始的。


全校的語言霸凌讓我茁壯 一年級,我剛從台北轉回花蓮,在一個沒有人認識我的班級裡,坐在靠窗的位置。

范姜不知道全名叫什麼,我後來一直沒弄清楚。他姓范姜——一個複姓,念起來有點特別,但在那所學校,人人都知道這個姓。不是因為他特別壞,而是因為他帶著人的方式:幾個字,幾個眼神,就能讓一群人往同一個方向笑。外來者本來就是最容易被注意到的那種人。

那天下課,不知道誰把歷史課本翻開放在桌上,翻到了一張復原圖。

「山頂洞人。」有人說,聲音不大,像在閒聊。

「欸,你看這個——」

然後有人看向我。

我感覺到的時候,已經晚了。范姜盯著課本上的插圖,再看向我,又看回去,臉上出現了那種表情——不是壞笑,是一種更輕鬆的東西,像發現了什麼天然成立的笑話。

「你長得跟山頂洞人一樣。」他說。

旁邊的人笑了。

「等等,不對——」他往後翻了一頁,「是北京猿人。你看,是北京猿人更像。」

然後他對著我,對著走廊,對著所有人:

「北京!」

那天下課十分鐘,笑聲沒有停過。我站在原地,不知道該走還是不走。後來鐘聲響了,每個人回到座位,若無其事地翻開課本,像什麼都沒發生過。

但什麼都已經發生了。


那個名字傳得比我快。

我不知道它是怎麼傳的。隔天有人在走廊喊,兩天後連隔壁班都知道了,一個星期後,二年級不認識的學長在樓梯間看到我,對著我喊了一聲「北京」,然後轉身走掉,好像這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。

也許對他們來說,真的是。

就連老師。

我參加學校樂團,指揮老師——就是當初把我從走廊罰站的地方領進練習室的那個人。有一次排練,他站在指揮台上,揮棒停下來,掃了一眼隊伍。

「北京,不要一直跟温策聊天。」

全團的人都知道他在叫誰。大家繼續看著譜。沒有人覺得奇怪。

他手中的指揮棒再度揮起,排練繼續。就這樣,好像什麼都沒發生。

還有訓導主任。

他也是找我去參加童軍團的人。那時候我不太懂童軍是什麼,他說去看看,我就去了。後來真的留下來了,訓練、集訓、參加比賽。他帶著我們在童軍室練繩結,在空地搭帳篷,考核前還在一個一個確認細節。那是我在那所學校少數感覺自己「被需要」的時刻之一。

他是認識我的。不是走廊遇到點頭那種,是真的知道我是誰的那種。

他是我轉來這所學校第一個大人——那時候因為在走廊折紙飛機,被他叫去罰站,問過我叫什麼、哪個班的。他問過的。他知道我的名字。

所以後來有一次,繩結練習,他在我們之間走動巡視,走到我身後,低頭看了一眼我手上的繩子。

「北京,方回結打錯了。解開重來。」

他說完就繼續往下一個走,沒有停頓,沒有多看。

旁邊的人什麼都沒說。我解開繩結,重新打過。

招募我、訓練我、帶我去比賽的人。問過我名字的人。

他不記得我叫什麼了。

那個名字從同學口中說出來的時候,帶著一種輕巧的惡意,像在丟石頭。從老師口中說出來的時候,帶著一種理所當然的漠然,像那本來就是我的名字。

那才是真正讓我沉下去的時刻。

不是被嘲笑的那一刻。是被遺忘本名的那一刻。


重新分班。

很快我和范姜被分到不同的班,此後幾乎沒有交集。沒有和解,沒有對峙,什麼都沒有。他就這樣從我的生活裡消失了,乾淨俐落,像一個製造了野火然後轉身離開的人。

但野火沒有跟著他走。

「北京」繼續留在學校的每一條走廊、每一個轉角、每一個認識我的人嘴裡。范姜早就不在了,可是那個名字不需要他——它已經自己活著。

我後來想,這大概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。

霸凌不一定需要霸凌者在場。


三年。

從國一到畢業,我的名字只有在點名的時候被念到過。其他時間,我是北京。在操場、在午餐隊伍、在放學後的巷口,偶爾在教室,偶爾在辦公室門口。

我試過不理。後來發現不理反而更容易被注意,改成點頭,像確認一個普通的稱呼。再後來,有人叫北京,我就回應,叫我本名,我也回應,不讓任何一種叫法讓我的表情有所不同。

這需要練習。

我練習了很久。


升上花中的第一天,沒有人認識我。

老師點名,念到我的名字,我舉手,「有。」沒有人回頭,沒有人笑。

我坐在教室裡,感覺到某種東西鬆開了。不是痛苦,是重量——一種我已經習慣到感覺不出來的重量,在那個早上,悄悄地落地了。

我以為我逃掉了。

我以為那三年已經結束了。


高一下學期,老師有一次拿電影來當課堂教材。

片名叫《野蠻遊戲》。

故事裡有幾個年輕人被吸進一場叢林遊戲,每個人變成不同的角色。其中有一個角色,因為在遊戲裡違反規則,受到詛咒——他慢慢變成了猴子。

那個角色的名字叫 Peter。

電影播到一半,坐在後排的同學突然笑出來,指著螢幕上那個正在縮小、皮膚開始長毛的角色,轉過頭看向我。

「Peter!」

全班笑了。

我坐在那裡,臉上維持著一個我練習過很久的表情——不是憤怒,不是難堪,是什麼都沒有。

但我心裡知道。

那個重量,又回來了。


「北京」跟了我三年。「Peter」跟了我到現在。

長大以後我才知道,那叫霸凌。全校集體的,從同學到老師,沒有一個人覺得有什麼問題。

可笑的是,我當時也沒覺得。我只是每天去上學,每天回家,每天練習讓臉上什麼都沒有。

我無知地挺過來了。

沒有人告訴我那叫霸凌,所以我不知道自己有資格難過。


現在如果有人叫我 Peter,我還是會回頭。

那個名字從嘲笑裡來的。但它現在是我的名字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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